昨晚，我做了自己感到疲倦时通常会做的事情——拿出套装的《广告狂人》(Mad Men)，让自己沉浸在二十世纪60年代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魅力十足的享乐主义世界里。在那个时候，女性都拥有38DDD罩杯；男人们都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从午后直到深夜；所有人都一颗接一颗地吸烟；只要有机会，就会来上一段绯闻。

这部美剧让人感到愉悦，因为它与刻板的现代职场生活大相径庭。过去10天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觉得这种束缚绷得更紧了。事实上，束缚得太紧了，正在切断人们的脑部供氧。

第一件事情，是导致马克•赫德(Mark Hurd)辞去惠普(Hewlett-Packard)首席执行官的性丑闻。就性丑闻而言，这桩丑闻毫无性感可言。事实上，根据新闻报道，这桩丑闻根本就没有涉及性。没有骚扰，也没有宽衣解带。然而，赫德和那位女性顾问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还是违反了公司规定，因此，必须采取行动。

英国《金融时报》一周前的标题是“零容忍”。但对什么零容忍呢？我阅读了新闻报道和企业新闻稿，能够找到唯一可咒骂的事情，是赫德与这位女士数次共同进餐，餐费被记在了公司账上。人们判定，这种行为的严重程度已足以让赫德一边桦树条抽打自己，一边说：“我没能达到我在惠普所推崇的信任、尊重、诚实的原则和标准”。

但这是些什么标准呢？他又如何违背了这些标准？

由于果断行动、驱逐当初表现英勇的首席执行官，人力资源部门受到了人们的祝贺。行动或许是果断的，但作出的却是一个软弱的决定。他们认定，放弃一个好的首席执行官，要比承认他在人品上略有瑕疵更好。代价是惨痛的：该公司股票市值一夜之间蒸发了100亿美元，声名扫地的赫德离开了公司，带着用自己痛苦换来的丰厚补偿。

所有细节中最让人困惑的是，那几餐饭似乎花费了2万美元。对于如此高昂的餐费，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或许赫德和那位女士是在自我安慰——既然没能弄出点艳事，只能用狂吃海喝代替了。

现代版的惠普式性丑闻以丑闻见长，在“性”上却颇有不足，而在《广告狂人》中，情况则恰恰相反：在“性”上浓墨重彩，对丑闻却淡然处之。后者整体上似乎更为健康，尤其是对持股人而言。

在虚构的广告公司Sterling Cooper里，男女关系乱作一团，人们受到伤害，怀的孩子也不是自己老公的。虽然付出了人身成本，但公司本身却毫发无损，制作和销售广告的业务也未受影响。这一切包含着令人愉悦的简单和纯真。员工们工作，干点“坏事”，然后接着工作。

他们在Sterling Cooper还做着美国人40年都未做的事情：酗酒。

上周发生的第二件事情，表明了反酗酒运动的狂热程度已到了何种极端水平。在蒙特利尔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in Montreal)，有人提交的一篇论文证明：仅仅端起一杯酒，就可能毁掉你的职业生涯。在迄今为止进行过的最让人郁闷的实验中，组织者要求610名经理人在宴会上观察那些参加面试的候选人。面试官点了红酒；一些面试者也点了红酒，另一些却点了汽水。尽管这些应聘者并没有把酒杯端到嘴边，但按照评判，那些面前摆着一杯芬达的人，比面前摆着红酒的人更聪明。

看着《广告狂人》里的唐•德雷珀(Don Draper)将比红酒烈的多的东西举到嘴边，都未让我怀疑他的聪明才智；它让我对那些不醉无归的日子充满了渴望。只有对于20世纪80年代舰队街(Fleet Street)日子——当时记者们每天都在午餐时间溜到酒吧——的记忆，会令我这种怀旧之情稍减。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那时的人们看起来并不像唐•德雷珀。他们有着巨大的将军肚，有时下午说话都含糊不清。

在《广告狂人》的世界里，欲望和酒精扭曲了人们的判断。但在清教徒式的现代商业世界，判断被更为致命的东西所扭曲：对欲望和酒精的恐惧。这两种世界都算不上好，但第一种显然比第二种强：人们至少可以间歇性地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