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异常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每年都有着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的富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乡村和城市生长出来，成为新的建设者和生力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或许也正是在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我们才走上了一条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路径，并由此成功地实现了连续许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失业总人数尚在千万以上的巨大国家却频频出现了劳动力区域结构性短缺的现象，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被打破了。
2004年春，东南沿海骤然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民工荒”现象，许多企业在招聘时突然发现：招工不再象往日那般容易，劳动力供给不足了！一时风生水起，全国舆论激荡。
劳动力短缺的端倪反映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几年来，劳动力市场供求紧张的状况已有了较大的缓解，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趋于上升。2001年的四个季度中，该比率最低时为0.65，最高仅为0.75，2002年最低和最高分别为0.73和0.89，2003年为0.86和0.9，2004年为0.89和0.94。2005年第一季度这个比率为0.94，第二季度为0.95，达到空前的水平。这反映了求职人数和用工单位需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中国的实际失业率随之也有降低的趋势。从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看，1998年为6.3%，2000年为7.6%，2001-2003年各年分别为5.6%、6.1%和6.0%。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该指标在2004、2005年进一步下降。
2005年8月底，在北京举行的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专题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语出惊人地指出：我国的劳动力正从“无限供给”过渡到“有限剩余”阶段，劳动力市场上以后将经常出现结构性短缺现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左右开始将不再上升，2021年将开始绝对减少，出现负增长。即便作最保守的估计，最迟到2009年，全国各城市也会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有关专家对“十一五”期间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匹配关系进行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固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这一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虽然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趋势尚不会影响短期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是什么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旧有神话呢?
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尤其是工业和建筑业的繁荣）导致了我国劳动力需求的极大上涨，丰富的既有劳动力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掘和使用。加入WTO以来,更为广阔的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劳动力需求，许多企业的用人需求呈现出结构性快速增长的态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26个城市进行调查的报告就曾指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加了13%。
其次，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实施20多年来，中国的就业人口增长率受到很大的抑制，社会已开始走向老龄化。由于中国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现已提前完成，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迁。专家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年龄中值就会达到45岁，同发达国家接近。届时，中国可能是第一个在实现富裕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和社会老龄化直接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日益趋紧，因此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第三，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各地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动机减少了。就业环境恶劣、薪酬微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等，这些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潮”日渐消退。农产品价格回升、取消农业税等国家扶持“三农”政策的出台，使得许多农民甘心回家务农了。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快速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缩小了可利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对高收入预期的增长让劳动力供给曲线变得更加陡峭,这些因素也都导致了传统的非熟练劳动力供给的萎缩。
今天，中国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日渐消退、人口开始走向老龄化这些问题，客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例如，工人的薪酬待遇将相应提高，劳动关系将向有利于劳动者一方变化，产业结构将加快调整等等。但劳动力供给下降和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之间也构成了尖锐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因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我们处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全面清醒地认识时局，斟酌损益，分清利弊，并适时地找出一些好的应对措施来。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充裕的劳动力供给，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这一优势的趋于减弱，我们要继续维持经济的迅猛增长，就必须在实现充分就业、不断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上面做足文章。
我们要加大人力资本建设力度，努力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健康素质。如果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和技术工艺的改进而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给经济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就会显得格外突出。
我们要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行市的薪酬透明度和准确性，促进公平分配。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有利时机。
我们要重视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如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等，目前仍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制约着全国经济的充分发展。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直接贡献。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测算表明，在今后把农业劳动力分别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蔡昉也指出：随着城市乃至整体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劳动力供给日益趋紧，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尤其根本的是，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在中国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因素的贡献一直很大，而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所带来的贡献却十分有限。蔡昉提交的研究报告就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中，劳动力流动对GDP贡献率达到21%，而管理水平等因素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随着劳动力出现短缺的端倪，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政策体系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随着城市乃至整体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今后中国的经济若还要保持增长的持续潜力，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迈进，通过提高生产率来克服劳动力供给日益趋紧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劳动力供给紧缺和工资的增长来临之际,中国所面临的中期问题将是如何降低在中国经商的其它方面的成本,以提高它的相对竞争优势。
（中国三和招聘网讯 记者：刘一）
